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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66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上传时间:2021-11-24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不仅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对全球经济和社会运转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为国际政治生态带来了复杂的挑战。最为明显的就是中美两国外交上的论战,无论是在新闻媒体、社交网络,还是政府要人在公开场合的发言,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并触发驱逐记者的危机。在此期间,美方态度的变化尤其值得玩味: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初,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曾称赞中国的抗疫工作和信息透明。但随着中方对外媒辱华文章的严正抗议和反制,以及美国疫情的迅速蔓延,美国政府立即将矛头对准中国,不仅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应为“大流行”(Pandemic)承担责任,而且屡次以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病毒”来称呼新冠病毒,引起美国国内的情绪,甚至使得许多亚裔美国人都遭受歧视。然而,近日由于美国确诊病例高居首位,很可能成为全球新的疫情“震中”,白宫意识到互相推诿无益于国内疫情的缓解,于是便转而缓和中美关系,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特朗普也不再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从中不难发现,美国外交态度的转变与美国疫情的发展紧密相连。对于美国政府的抹黑、“甩锅”和打压,我们有理由感到愤懑和采取回击,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否则容易处于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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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的保守派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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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中美纷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月3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其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保守派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他是哈德逊研究所的专家,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外交政策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还是《美国利益》杂志的主编。虽然米德回应称标题是编辑拟定的,但他态度傲慢,并没有为此感到抱歉,而文章的内容,意在说明中国的实力仍然脆弱,疫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中国将无力与美国竞争[1]。讽刺的是,米德在写这篇文章时,估计没有想到一个月后,疫情会在美国爆发,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事实上,米德因提出“杰克逊传统”,而在特朗普上台后备受关注,班农(Steve Bannon)甚至给他发信息,希望和他成为密友。他的著作和文章很快被广泛阅读,大家希望从中找到解释特朗普变幻莫测的答案[2]。 内容来自dedecms

  米德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200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这本书立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将美国国内社会与国外情势相结合,阐述美国人是如何界定它们自身,以及它们的利益是如何受世界的牵动,从而寻找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出路。因此,该著作能为我们认识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新的思路[3]。 dedecms.com

  米德首先通过回顾美国早期的历史,说明美国所制订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对美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这种基于国内发展的考虑,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别于欧洲大陆传统的现实主义,后者往往强调外交优先,为了争夺权力,可以牺牲国内民众的福祉。美国的外交传统从一开始便是以经济问题为主导,着眼于全球各地,看待国家的利益的方式与欧洲各国迥异。而界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成功与否,其标准在于是否促进国家发展和促进国民福祉。具体而言,米德不满以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等简单的二元划分,而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分为四个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反映了根深蒂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和经济利益,包含了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这四个原则以四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命名,即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分别代表商人、传教士、律师、军人的价值观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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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汉密尔顿主义。这一派重视商业贸易,希望通过扩大贸易和商业策略取代战争零和游戏。在他们眼中,国家利益最开始是海上自由,即为了实现和平贸易,美国公民、商品和船只可以自由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外国人必须遵守国际法。与此相应的,要求美国货物的目的地也开放自由,即门户开放。随着商贸的发展,他们还极力倡导资金在世界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自由流动,维护稳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这种经济倾向其实源于英国传统,只不过汉密尔顿派把眼光从传统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一直延展至太平洋。而且当英帝国衰落之际,美国人取代其成为世界秩序的“陀螺”,自由贸易、门户开放、国际法制和金融秩序等汉密尔顿派的主张大行其道。 copyright dedecms

  (2)威尔逊主义。其源于清教文化和美国传教士传统,认为新教传教士应致力于转化整个世界,促成各地区社会、经济、医疗和宗教革命,而美国政府不仅有责任支持这种努力,并且应该保护海外美国传教士的生命、财产以及其他利益。早期的传教活动对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造成重要影响,也使得美国政府愈发重视所谓的人权日程。直到作为威尔逊总统上台后,威尔逊主义才正式成熟,这与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的三项原则是: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能使世界稳定、美国有道义责任和实际需要去支持国外民主、防止战争。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国变得更具包容性,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促进民主的传播,并为美国争取到更多的朋友。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且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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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杰斐逊主义。他们植根于美国文化中的特殊成分,坚决地捍卫美国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杰斐逊主义的外交理念就是从这种极其宝贵且脆弱的民主观念中发展而来,认为在危险世界中维护美国民主是美国人民最为紧迫和至关重要的利益,一直寻求以最低风险和成本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因此,他们一方面防范国外势力对美国人自由的威胁,担心过多卷入海外争端会对国内革命带来危险;另一方面警惕国内利益集团或政府在海外推广价值观念的时候,会走向腐化,从而侵犯美国海外公民的权利,导致战争。杰斐逊主义者寄望于国内捍卫民主,而非向海外拓展民主,他们憎恨和害怕战争,认为美国的最佳政策是顺其自然,往往是孤立主义的最大支持者。 copyright dedecms

  (4)杰克逊主义。这是米德最独特的观点之一,他看到了美国民众主义的传统。杰克逊流派是一大部分美国公众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表达。其核心价值观是中产阶级的荣誉观,倡导自力更生、平等、个人主义、金融精神和勇气。所以这派表现在政治上的主张是,美国人民的首要目标是政府应当竭尽全力促进自身群体的(政治、道义和经济)福祉。他们怀疑没有约束的联邦权力,怀疑精英,认为政府管理程序越简单直接越能产生好的结果,如全民公决优于立法程序。他们最担心错位,即政府与人民的错位,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的错位。此外,杰克逊主义学者对国际秩序持悲观主义,对人道主义干预、国际法表示怀疑。相反地,在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方面,美国外交必须狡猾机灵,强硬有力、无需比其他国家更讲廉耻,必须经常先发制人,甚至可以发动战争。而一旦宣战,美国就必须付诸所有可用力量,并且在尽量减少伤亡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敌人,直至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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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德所划分的四个流派都来自美国历史与文化的传统,外交政策是这些流派国内政治主张的延伸。进一步拆解米德的观点,这四个流派内在所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汉密尔顿主义认为经济利益是核心,威尔逊主义重视道德秩序,杰斐逊主义注重民主,杰克逊主义以民众福祉为中心,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如何利用国际局势和参与国际事务来服务于国家利益。正如米德所特别指出,一方面每个流派都包含着不同的分支,其自身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发展;另一方面,不同流派之间会相互融合,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实质上,就是因为各派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会随着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作出调整,而且不同时期,各流派之间可能会就国家利益达成某种共识。例如自20世纪开始,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认同美国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依赖于建立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有学者将其归为“全球主义”学派(globalist),而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都强调美国应以自身事务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收缩阵线,则被概括为“国家/本土主义”学派(nationalis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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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德在书中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不断地在四种方法之间变换,各自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抵消,短期灵活性与长期延续性地相辅相成使美国能获得最大的大利益。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在具体问题上,不同流派会因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或联手,或反对,这就使得美国的外交行动看起来复杂且无常,如既在社会主义阵营大喊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又同时在拉美、中东等地默默支持独裁政府。 织梦好,好织梦

  米德之所以在美国的历史传统中归纳出这四大流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突显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性,称这是取决于一系列相互区别、相互竞争的声音和价值之间的平衡,是一部交响乐。在作者眼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如同国内政治,都是出自同一个民主的过程。他不无自豪地认为,既然美国的政治与社会,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辩论中走向成熟与发展,那么,在外交政策上,源于不同利益的不同流派,经过思想的辩论和各种利益的协调后,会比一个人的智慧能创造出更好的外交政策,它们不但加强了美国社会的力量和凝聚力,还为美国提供了在国外的软硬两种力量。更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四个流派中,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是一种充满自信和热情的外向型与建制型的派别,而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则是一种充满质疑和批判的内在型与克制型的派别,四者间形成制衡和互补,可以纠正决策中出现的错误,而且由于四个流派都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因而它们之间的争论并不会导致政策极大偏离美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 copyright dedecms

  然而,这种对美国外交政策优势的自信,是服务于作者写作的现实性意图,即探讨冷战后的美国如何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该书正是写于“9.11”事件爆发前,美国霸权处于世界巅峰之际。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指出21世纪,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有必要发挥“世界秩序的陀螺仪”的作用。但他失落地发现,1989年后,美国政治体制中缺乏有效地共识,而这种缺失是因冷战蒙蔽了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事实,公众们缺乏对这种霸权问题的讨论,公众舆论的多数并不能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美国的冷战政策实际上受到世界体系需要的左右,而不是仅仅与苏联的冲突。 本文来自织梦

  在米德眼中,全球霸权只是美国自建国始外交政策中核心问题的延续,仍是世界秩序及美国自身与这一秩序的关系问题。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米德对当下美国发展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作出了直接的判断:“今天的现实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繁荣取决于这一世界体系的健康发展(而这一体系的健康发展又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智慧、力量和远见),以及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支持政府政策。美国人需要就美国霸权及其对国家利益的意义展开辩论。”可见,米德是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是美国霸权的支持者,而且在世界多极崛起的未来,他对美国体系也保持着信心。他曾在巴基斯坦的一次采访中对中国崛起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给予回应,认为这些都不会给美国的全球体系造成太大威胁,因为美国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灵活多样的:既可以成为主导力量,如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又可以试图保持权力平衡,如在亚洲;还可以如在欧洲那般,努力促进自由秩序,把该地区所有的主要国家整合起来,使它们和平共处;同时美国也参与确保美国繁荣与安全的关键的国际项目[5]。 dedecms.com

  与此同时,米德也注意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在危机。他准确地把握到冷战结束后,旧有的冷战语言,即“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鸽派的二元对立,已经不能描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政治表现。他指出到了20世纪末,在外交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舆论要么是汉密尔顿主义,要么是威尔逊主义,或者是两者不稳定的结合,这两者都认为构建全球秩序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任务,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是坚定的全球主义者。然而,无论是汉米尔顿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还是威尔逊主义的“历史的终结”,都遭到国内许多群体的质疑,因为开放的市场开始损害美国商业家的利益,或是被看做外国利益的走狗,而建立国际秩序所需要的机制也可能威胁美国的主权。此外,日渐兴起的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问题又动摇着汉密尔顿流派和威尔逊流派的联盟。这些情况都使得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者重新兴起,极力呼吁和平的出现为美国提供了机会,以摆脱其国际承诺,集中处理国内事务。米德在书中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克林顿政府最后几个月的美国外交政策比作一辆小轿车: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汉米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认为这辆车应当开得尽量快,但在最佳路线问题上争执不休,抢着方向盘;同时杰斐逊主义者坐在后座上,行驶着后座司机的传统特权:大声抱怨;但大家却忽视了发动机,即给汽车动力的杰克逊主义者,已经不工作了,汽车只是靠着惯性在前进。米德在世纪之交就已意识到杰克逊主义将是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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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对手的崛起、金融危机等现象都使美国民众备感危机,这为“杰克逊主义”的复兴培育了土壤。米德还认识到了,杰克逊主义兴盛的内在原因是:随着新精英队伍不断增长,由于缺乏与其他基层群众共同生活、读书的经历,他们在考虑国家利益时,很难理解非精英公民的思想、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乎什么。这种精英和民众的脱节将后患无穷。这种矛盾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被推上台面,学界普遍认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杰克逊主义是不可分离的。米德在2017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也发表了对于当前美国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回归的看法。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秩序计划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全球主义者(汉密尔顿流派和威尔逊流派)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掌控地位开始松动,出现了越来越多民族主义的、不太具有全球思维的声音。而特朗普看到了美国政治中的这支巨大力量,这些支持特朗普的杰克逊主义者,一方面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以实现一种普世使命的政治实体,相反,它是美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更应关心国内事务,“爱国主义”被定义为是对杰克逊式美国福祉和价值观的一种本能忠诚;另一方面,由于新精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倡导,他们意识到身份政治使得许多美国民众觉得自己被围困,价值观受到攻击,对“政治正确”、移民、其他宗教等怀有敌意[6]。米德在采访中曾戏谑地说:“如果你想了解特朗普本不可理解的总统任期,那你需要了解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7] 织梦好,好织梦

  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说,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外交行为不仅是外交行为体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反应。而“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8]。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方面指的国内政治生态,如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决定着外交决策,另一方面指公众对外的认识与舆论影响着政策的制定。所以,理解米德提出的四大传统对我们判断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重要的参考。 copyright dedecms

  在当前环境下,杰克逊主义传统无疑是占据优势的。它作为发动机又开始动了,只是坐在驾驶位上,作为其化身的人是特朗普,他的捉摸不定,时常让被挤在后座的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惊慌失措,它们满腹牢骚,试图跨到副驾驶阻止特朗普的不安全驾驶。从表面上看,美国的经济确实增长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发动机是否持续有能量,如今疫情的爆发将带来严峻的考验。有意思的是,在应对疫情上,特朗普自称“战时总统”,而杰克逊主义者一旦宣战,必将不惜代价赢取战争。因此,特朗普团队无论是转移矛盾,恶意指责中国,还是与中国共商抗疫合作,都是一种外交策略和手段,核心是为解决国内疫情和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人士如何攻击,根据盖洛普公司最近的一份民调,目前对特朗普工作的支持率高达49%,是他在盖洛普的民调中获得的支持率最高的一次,其他的民调也有着相似的结果[9]。此外,在另一份晨间咨询的民调中,有7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疫情爆发有很大责任[10]。这都说明杰克逊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受众广泛。但是如果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走向失控,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势必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要么出现极端的杰克逊主义,要么四者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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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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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参见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此书英文原版的标题为《特殊天命》(Special Providence),更微妙地体现着作者对美国外交与美国自身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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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参见卢然:《《特殊天命》译后记》,刊登于网上豆瓣读书,,2020年3月29日查阅。 copyright dedecms

  [6] 周岳峰编译:《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6日第007版。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8] 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3期,第1页。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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